早在2020年封控之前，张一鸣的直觉就告诉他，字节跳动若真想走向全球，就不能那麽「中国」。美国人不会相信会有哪一家中国公司能够独立於中国政府，因此他开始将核心营运转移到有「亚洲瑞士」之称的新加坡。新加坡以亿万富翁聚集地、宽松的税制结构和政治中立而闻名。一鸣在当地购建伺服器来备份美国TikTok用户的资料（这样就不用存在中国），并着手招募数百名员工，开始经营设在这座城市的区域营运枢纽。

到目前为止，TikTok只是字节跳动众多应用程式中的一个，虽然十分重要，但仍然是北京「程式工厂」中央系统的一部分。带领抖音和今日头条的人，与带领TikTok和TopBuzz的是同一批人。这些以相同技术为基础的产品都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由一群高阶主管决定要打造什麽功能，发展哪一条业务线。

但一鸣晓得这套体系必须改变，原因有二。第一点是资本主义：一鸣就像美国科技业执行长一样，想打造大到足以超越单一国家政治、文化和司法管辖限制的存在。但第二点则是政治：中国政府在2017至2018年的整改把张一鸣打得措手不及。如果完全在中国以外提供字节跳动的产品，说不定可以保护这些产品和他的公司，免受中国监管不可预测的冲击，并实现他在2014年的无国界网路愿景。

还有第三个原因，那就是组织安排上要务实。字节跳动如今在多国干大事，但这些国家对公司的行动各有期望，却又相互冲突，有时候甚至是法律上的冲突。公司面临一项不可能的任务，必须持续向本国的中国共产党表忠，同时向印度和美国这两大非中国市场的政府保证，说自己并未效忠中国政府。

在中国，当局经常要求今日头条和抖音向用户推送政宣内容，包括愈来愈多与COVID相关的假讯息，散播关於美国的谎言。在印度，宪法保护言论自由，但不一定保护新闻自由，政府在2019年曾暂时封禁TikTok，理由是据称该平台推广「淫秽」内容，导致TikTok出重手审核，从该国删除了超过六百万支影片（印度政府后来才解除了禁令）。美国和印度官员都担心这款程式可能会被中国拿来大外宣。

各国政府期望各不相同，中国想要大量审查，美国则完全不想要，印度则时不时想来一点审查，但又对中国抱持怀疑态度。至於其他市场，像是苏丹、沙乌地阿拉伯、印尼，听话通常只是为了不惹当权者生气。一鸣以前就面对过专断的政府怒火。但如果字节跳动能够在二十个、三十个、五十个市场开展业务，总不可能所有市场同时对他下手吧。

2020年初，字节跳动在海外面临最严峻的政治危机，就是西方媒体报导该程式审查政治言论的新闻。对一鸣来说，TopBuzz没有受到关注简直是奇蹟，但这个平台被智财权的质疑所包围，用户快速流失。TikTok就没那麽幸运了：在祖克柏对TikTok开炮之后，愈来愈多立法者将这款程式视为中国威胁日益增长的象徵。

尽管美国政府的怒意开始累积，一鸣仍进一步深入美国市场，签署了最大的新资料中心租用合约，地点就在北维吉尼亚的「资料中心廊道」。在COVID封城之前，字节跳动在洛杉矶成立了华丽的新美国总部。

TikTok洛杉矶办公室的实体空间就像苹果、Google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的园区，提供矽谷等级的奢华办公室福利，像是免费的现点美食餐厅、烹饪课程、健身房、乾洗、美发、私人教练和营养师。

偏偏COVID来得不是时候，害得TikTok洛杉矶总部头两年唱空城计。员工在家远距上班，还经常遭遇文化冲击。字节跳动许多技术文件是用中文写成，只有粗糙的机翻英文。工时很长：在中国，员工实行「九九六」制度，也就是早上九点上班，晚上九点下班，一周上六天班。美国员工不用九九六，但他们经常得深夜参加会议，以配合北京同事的工作时间。最惨的是星期日晚上的会议（中国的周一早上）。十二小时的时差意味着几乎在每一次连线通话时，至少有一个人是在半夜接电话。

语言也是个障碍。字节跳动的工程团队经常用普通话开会，而且中国员工英语能力多半有限。不会讲普通话的美国人发现自己打不进重要会议，觉得自己的晋升机会遭到剥夺。同时，中国员工（包括人在美国的中国员工）有时会分配到额外的会议和任务，上头期望他们做额外的工作，弥补不会讲普通话的同事。

字节跳动还有一个麻烦点，那就是员工根本弄不清楚隶属关系、谁又该向谁负责。一鸣认为公司应该扁平化，任何人都应该能够向所有人寻求帮助。但实际上，缺乏组织架构造成了混乱：员工不晓得在有意见分歧时该找谁裁断，要是有人休假或是离开公司，也不晓得该由谁代理或是接下他们的工作。

朱骏正面临许多「前创办人」会面临的转变。他本来是老板，是一个了解程式各环节的创造者，如今却变成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众多主管之一。大家喜欢他，但不见得清楚他的指示跟其他字节跳动领导者的指示哪个比较重要。

即便如此，张一鸣在2018年和2019年还是选了朱骏担任公司的门面。11月，字节跳动的公关团队安排朱骏在曼哈顿市中心接待《纽约时报》记者。来访者了解朱骏和他的怪癖，但也问起立法者担心TikTok会审查批评中国的人。

朱骏告诉记者说，TikTok很幸运，用户不把它当作讨论政治的地方。他还说，只要政治讨论「符合这种创意和欢乐的体验」，平台就不会去审查过滤。但他不希望TikTok成为另一个像脸书和推特那样，因为政治而变得乌烟瘴气。

2020年初，字节跳动在海外面临最严峻的政治危机，就是西方媒体报导该程式审查政治言论的新闻。

其他社群媒体巨头终将体认到朱骏已经晓得的事，那就是讨论政治只会让产品变得更糟。脸书和Instagram（两家对政治广告主、名嘴和政治团体出了名来者不拒的平台）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内部研究，显示大家不想看到那麽多政治贴文，而且每个人都认为神秘的演算法不公平地推广对手的观点。

广告商则是另一个讨厌政治的关键群体。政治对生意不利。广告旁边如果出现政治讯息（尤其是负面政治讯息，或者用户��同意的讯息），广告的点击次数就会减少。许多广告商彻底避免在政治讯息附近投放广告，也就是说，受政治影响的网站就是比非政治竞争对手的价值低。

接受《纽约时报》专访的两个月后，朱骏又接受了一次采访，这回是德国杂志《明镜周刊》。记者问他为什麽说TikTok很「幸运」不是政治场所。

朱骏回答：「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我们不该接纳政治性的内容，因为可能会非常两极化和分裂。我怕我们会遇到跟脸书一样的问题。很多人说他们不喜欢社群媒体上出现政治。但也许他们不是讨厌政治，他们只是不喜欢错假讯息、仇恨言论和两极化的平台。」

「我认为每座城市都需要公共广场，让大家可以讨论与争辩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该强迫整座城市都变成广场，应该还要有博物馆、音乐厅和游乐场，让人们一起玩乐，表现自己。」朱骏接着说。

然而，随着TikTok在疫情期间出现爆炸性成长，它的身分认同问题也变得难以回避。随着数亿新用户涌入这款程式与美国的恐中情绪高涨，员工也开始质疑它能否一直有趣下去。

要是放任不管，「为你推荐」演算法就会把激发强烈情绪的话题推到台前。一旦公司的核心指标是活动频率和活动长度之类的数据，机器就会筛选内容以最大化这些指标，而这往往意味着推送极端、耸动且具有误导性的影片。（脸书和YouTube也学到了这个教训。）想要导正这一棘手的趋势，就必须不断努力，彷佛让一辆摇摇晃晃的车保持在车道中央，但这就会引发关於审查的问题。张一鸣原本认为，即使是今日头条这种受中国官媒掌控的新闻汇集器，也不该设置真人编辑去选择人们应该看到什麽。毕竟，一旦过度「纠正」演算法倾向，可能就会演变成编审，而一鸣和美国政府都不希望字节跳动这麽做。

身为TikTok负责人，朱骏代表的是TikTok承诺不像过去那样审查内容的立场。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，记者直接问朱骏TikTok是否已经（或者将会）与中国政府分享资料。朱骏对记者说：不会，就算习近平亲自要求，他也会拒绝。对一个还想在中国生活的中国公民来说，这个表态相当大胆，毕竟中共经常骚扰、监禁言论对党不利的人，让他们「被消失」。但这也是唯一能让美国人接受的答案。

然而，一鸣让朱骏担任这个位置，就会使他处於进退维谷的境地。专访的每一个问题，每一次公开声明，都像是一场地缘政治忠诚测试：你站在我们这边，还是站在他们那边？

本文摘自《抖音帝国》：TikTok夹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商战野心／卫城出版

图档来源: 123r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