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生活水准的提升本身成为了一种负担，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繁荣？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首席数据记者约翰·伯恩-默多克（John Burn-Murdoch）试图透过数据，揭开当代社会最令人困惑的经济谜团：富裕的代价，就是昂贵的服务。

2025年末，资产管理专家麦可·格林（Michael Green）在网路上问了一个问题：在2025年的美国社会，一个家庭到底需要多少收入，才能过上「不感到拮据」的中产生活？格林抛出的答案令许多人感到咋舌：14 万美元（约合新台币455万元）。理由是育儿、大学学费和医疗保健等「必要性支出」的螺旋式上升，低於这个数字的家庭，如今已无法维持「体面的运作」。

格林的答案随即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界引发了剧烈的震荡，因为14万美元不但在台湾社会算是超高薪，在美国也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1.7 倍（高出约 70%）。以严谨数据着称的经济学家纷纷跳出来「打脸」，指出格林在计算过程中存在明显失误，才会让这个数字远高於任何合理模型所能得出的结论。

吊诡的是，无论格林算的对不对，他的结论却意外地「击中人心」。无数美国的中产阶级转发格林的文章，并附上大同小异的评论：「也许他的数学错了，但他懂我们的痛。」

当代经济的悖论：数据上的繁荣，与体感上的贫穷

针对这种「情绪与数据的断裂」，英国媒体《金融时报》（Financial Times）首席数据记者约翰·伯恩-默多克（John Burn-Murdoch）深入数据矿脉，试图为这种集体焦虑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。伯恩-默多克的看法不仅一定程度解释了美国的现状，更映照出所有包括台湾在内的高收入国家的共同命运。

伯恩-默多克首先承认了「感觉派」的正确性。即使格林的14万美元门槛过於夸张，但他指出的趋势却是铁铮铮的事实：中产阶级花在「必要类别」上的收入比例，确实经历了显着的攀升。尤其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医疗、育儿、住房与食物这四大金刚上，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构性变化：这些「无法避免」的生存成本，已经从过去占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，攀升至如今的50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每赚两块钱、就有一块钱必须先拿去支付这些基本开销。

这解释了为什麽人们感到焦虑。当半数的收入都被锁死在房贷、保险和托儿费上时，财务上的「余裕感」自然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时可能断链的脆弱感。

为什麽总支出并没有爆炸？

然而故事还有另一个未解的面向：如果必要支出大幅上升，为什麽大多数美国家庭并没有破产？

伯恩-默多克指出了一个常被大众忽略的数据：尽管「必要服务」的挤压感强烈，但美国家庭在「所有类别」上的总支出占收入比例，其实与历史平均水准相当，甚至比过去某些时期还略低一点。 （相关报导： 台湾对美国右翼媒体的新攻势：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外交新策略能成功吗？ ｜ 更多文章 ）

这怎麽可能？答案在於「可贸易商品」（Tradeable Goods）的价格崩跌。过去几十年间，全球化与工业自动化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红利。衣服、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、玩具，这些大量生产的商品价格经历了戏剧性的下降。一台65寸的4K液晶电视现在可能只需要美国劳工几天的工资，但30年前买一台笨重的映像管电视，却需要花掉一个家庭一定比例的月薪；此外，快时尚也让衣服变得极其廉价；一支智慧型手机的功能，如今也抵得过从前一整间办公室的设备。

伯恩-默多克指出，正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暴跌，抵消了服务价格的飙涨。美国消费者在「硬体」上省下的钱，被迫转移到了「软体」（服务与照顾）上。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觉得自己变穷了——因为我们对价格上涨的痛苦（学费、看病）记忆犹新，却将价格下跌的便利（便宜的家电、手机）视为理所当然。

鲍莫尔的诅咒：富裕的代价就是昂贵服务

要真正理解这种现象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帐面上，必须引入经济学史上最着名的理论之一：「鲍莫尔成本病」（Baumol’s Cost Disease）。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·鲍莫尔（William Baumol）在1967年提出的着名观察。伯恩-默多克精准地引用了这个理论来解释2025年的现状。

鲍莫尔发现，某些行业（如制造业）的生产力会随着技术进步而飞速提升。以前造一辆车需要一百人工作一个月，现在机械手臂几分钟就能组装完毕。生产力提高，工资上涨，合情合理；但是另一些行业（主要是服务业）的生产力却几乎停滞不前。

以弦乐四重奏为例，19世纪演奏贝多芬的曲子需要四个人花40分钟；到了2025年，这个数字完全没有改变。因为你无法透过「技术进步」来「缩短演奏时间」，否则那就不是音乐，而是快转的噪音。在教育与照护领域，这个道理也一样：一名老师能照顾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，一名护理师也不可能同时帮一百个病人换药，这些高度依赖「面对面劳动」的行业「生产力」，显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带来革命性的改变。

因此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体中，如果汽车工人的薪水因为生产力提升而大涨，但小提琴手的薪水不涨，那麽所有的小提琴手都会转行去造汽车。为了留住这些服务业人才（老师、护理师、艺术家），社会必须提高他们的工资，即使他们的「生产力」并没有显着提升。

这就是为什麽在富裕国家，教育和医疗会变得如此昂贵。这不是因为系统失灵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社会繁荣的证明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，其他行业的高生产力推高了整体的薪资水准，导致那些「无法自动化」的人力服务成本被迫水涨船高。伯恩-默多克指出：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，驱动可贸易商品成本下降的生产力增长，同时也会导致面对面服务的成本膨胀。」

消失的隐形劳动：从免费到付费的转变

除了鲍莫尔的理论，文章还引用了知名财经作家马修·伊格雷西亚斯（Matthew Yglesias）的犀利观点，进一步解释了为什麽「现代生活」感觉起来特别贵。

在过去（例如 1950 或 60 年代），育儿和长照占家庭预算的比例极低。这并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保母比较便宜，而是因为这些工作通常由家庭中的女性「免费」承担。当时女性在劳动市场的选择有限，机会成本低，因此这些庞大的照护工作被隐藏在 GDP 之外，成为「隐形劳动」。

到了2025年，情况截然不同。性别平权与经济发展意味着每个人（无论男女）在劳动市场上都有更高的潜在价值。当一位女性选择留在家中照顾小孩或老人，她放弃的可能是一份高薪的工作。这就是极高的「机会成本」。当家庭决定外包这些工作（请保母、送托婴中心），他们必须支付足以吸引另一个人放弃其他工作来提供照护的薪水（再次回到鲍莫尔成本病）。

伊格雷西亚斯指出，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变富有了，而不是变穷了。是因为每个人都变得更有价值，所以「购买别人的时间」才变得如此昂贵。

伯恩-默多克的分析提醒世人：中产阶级感到被挤压是真实的，看着托儿费帐单和保险费单时的无力感，也绝非无病呻吟。但这种挤压感，恐怕与社会的整体繁荣其实是一体两面：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价值高昂的社会，是因为我们享受了极其廉价的工业品，也是因为我们不再将女性的隐形劳动视为理所当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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