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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博马来西亚锁国以后：星马边境防疫下的「移动公民」
时间:03/19/2020 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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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5日，新加坡宣布境外隔离措施扩大至全东南亚，但从马来西亚透过陆路或水路入境者，则不在此限。新加坡隔离措施正式上路隔天，马来西亚即宣布更严格的「行动管理限制」措施，即自3月18日起至31日实施出入境管制，取消集会活动，及停止大部分不必要的商业行为。
这表示，在马来西亚的「锁国」政策下，新加坡不限马来西亚人入境的但书宣告失效，因马来西亚人已被马国政府限制出境。新加坡的这项但书自有其考量——有将近40万马来西亚人，每日往返新加坡工作与求学。此外，也考量新加坡国土面积对人力与物资的需求，周遭国家的异动都会造成影响，因此在马国宣布封锁的隔日，新加坡政府紧急说明粮食储备无虞，两国物流不受影响，以稳定民心。
马来西亚的临时性锁国政策并非突如其来。自从多起确诊案例均被追溯至一场2月28日的伊斯兰万人宗教活动，已可预期群聚感染终成定局。在发布封锁命令前，马来西亚陆续新增300例左右曾参与此宗教活动的确诊案例。相邻的新加坡、印尼与汶莱，也纷纷出现参与者返国后确诊之案例。
由於参与者名单难以追溯，马国政府只能一再呼吁人们主动前往检验。而封锁14天的用意，是基於病毒潜伏期特性，并争取找出确诊者的缓冲时间。
有将近40万马来西亚人，每日透过新柔长堤往返新加坡工作与求学。左图摄於3月17日，右图为管制生效后的18日
新加坡的防疫政策
2月初，新加坡一度是中国以外确诊数最高的国家。第一波确诊数急升是2月初的群聚感染，包括教堂与企业会议群聚；第二波是在3月初，发生在战备军人俱乐部感染。
第一波感染后，总理李显龙发表健康者无需戴口罩、轻症者在家修养维护医疗资源的谈话，被放在与台湾的严防政策相较下，一度被解读为自我放弃的「佛系防疫」。佛系防疫，这个带有贬义的形容，如今也被用在日本和英国。仅仅在一个月后，新加坡确诊案例趋於稳定，又被解读为另一种防疫模范：政府高效调度、医疗分配以及人民信任。
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」（PHPC）是其中重要的医疗政策之一。因应新冠肺炎，新加坡全国大约900家全科诊所（GP Clinic）启动为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」。在此合作框架下，医疗人员平日即接受政府训练以应对紧急状况，过去也曾因雾霾问题（空污）与H1N1启动过。
出现呼吸道症状者被要求先前往此诊所做初步检验；一旦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，就能以最小单位全面关闭与消毒，减少传染之余，也能迅速恢复运作，达到患者分流目的。高医疗覆盖率与国家面积小优势，都有助於短时间内追踪病毒来源。
学校未曾停课、大型聚会维持但限定在250人以下，以及鼓励职场和外出时的安全社交距离。只要体系未崩溃，早已形塑的官僚防疫体系仍可持续运作。而要让体系不崩溃，除了预防与降低感染人数，也需要保持经济运作，才足以维持昂贵的防疫开销。随着战备军人俱乐部晚宴的群聚感染发生（至今有38起关联确诊），新加坡的防疫模式最终会被如何解读，还会持续变化。当透过新闻理解他国疫情，可能更多是以结果论来回溯理解。
对新加坡而言，除了必须考量自身脉络，国际与区域互动与变化也会深受影响。而基於地理因素，新加坡每日有大量来自相邻的��来西亚柔佛州与印尼巴淡岛人口往来工作，虽然有国界之分，但交流极为频繁。
星马两国的防疫合作
星马两国在防疫初期就已展开情报合作。新加坡第一例确诊者为武汉游客，家属在其确诊后继续旅游至马来西亚，接获新加坡通报的马国政府将游客带往检验后，成为该国的首三例确诊者。2月初，两国高调宣布成立联合防疫，不过在复杂因素下，仍旧无法避免两国疫情后续发展。
在东南亚各国中，星马两国是新冠肺炎蔓延初期，最早积极限制外国人入境的国家。新加坡除了自2月1日禁止中国大陆入境，往后分别在2月26日针对韩国大邱；3月4日伊朗、韩国全国与义大利北部；3月16日瑞士、英国、日本与全东南亚国家；3月18日法国、义大利全国、德国与西班牙都相继禁止入境。
一海之隔的马来西亚，禁止令则是1月27日武汉与湖北（之后增加浙江与江苏）；3月5日伊朗、义大利、南韩与日本各别城市、3月13日提升至全国；3月14日丹麦；18日则落实14天全境封锁。虽然时序上稍有落差，基本与各国确诊病例数增长成正相关。
不过，除了最初扩散的中国，后来禁止入境的国家清单多为防疫作用，而不是基於已有案例实际扩散至本土。又如义大利与韩国，最初仍是以城市（北义大利与大邱）为单位禁止。新加坡作为航空枢纽，平日接受繁忙国际转机航线，疫时仍尽可能地维持运作。
直至3月以前，星马两国都有一段高出院比的时期。2月27日，马来西亚总数24例确诊者中，就有22人重复测得阴性而康复出院；新加坡则是96名确诊者，其中66人出院。眼看疫情得到最佳控制，但新一轮感染扩散，患者的康复速度至今无法赶上病毒感染的增长，星马两国也在各自防疫脉络下实行进一步封锁，却也同时息息相关。
星马人口的流动关系
新加坡的570万人口中，外来人口约168万，相等於30%。近年外来人口持续增长，新闻里不时出现零星的文化冲突，导致新加坡人对外来者的增长更为警惕。2016年，政府制定减少外来人口政策，曾创下连续两年负成长，并在政策上持续降低特定领域的外来名额。不过，历年永久居留权的取得人数则变动不大。
由於星马两国历史与文化相似，马国人自然成了与星国文化最相近的「外来者」。在现有组成人口中，有将近100万人是马来西亚移民。马来西亚实施禁止出境命令后，首当其冲的，正是每日往返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。
除了政治与文化，经济无疑是促成往来频密的因素之一。随着近十年来马币疲弱而新币步步升高，不少马来西亚人倾向到新加坡工作，同时居住位於马国边境的柔佛州。每日往返通勤，得以藉由两国消费水平差异，一方面领取新加坡薪水，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消费，间接提高收入效益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也不必承受居住负担。
理论上此生活形态是一种可持续的长远方案。新加坡一般会让长期工作者取得永久居留身份，虽必须履行缴纳相应税率义务，但也能享有大部分等同国籍的权利，例如防疫期间制定的每户四片口罩政策，国民与永久居留皆列为优先对象。唯独不可碰触的是政治权利，在「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」的方针下，永久居留者无法投票，且依然被视为「外部干涉」。
瘟疫蔓延时的「移动公民」
人们一方面可以理解疫情时期维持工作的重要，另一方面又对於因为钱（工作换来的「薪水」，此时常被简化成「为了钱」）而外出者较低容忍。这其实是日常与例外出现交错的结果。
过往我们习於全球化时代提供的人口迁徙便利，让以旅游、学生与工作为目的的出入境变得便捷，免签数量更常被视为国家外交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。一份标准的长期外派职缺，会说明一年可获得的返国机票次数或相应假期。除非是特殊目的国，一般不会将出入境困难视为考量因素。「出国」这个举止由「移动／流动」代替，异地的工作岗位往往只是在权衡下所做的一个职场选择，无关忠诚或共同体。
在防疫时代，「国家／边界」重新占据明显可见的位置。当地住民往往会要求政府实施更严格的边界控制，无论对象是已确定或只是潜在可能的疫区。边境管制更可作为一种明显「有感」的控制力，来防止疫情入侵。国籍所意味的共同体，在此时展现了它之於现代国家的意义，虽然很少人真的会自行选择国籍，但国籍仍与自身权利相连，比如透过本国国籍的身份，可在封锁边境时被允许入境（除非所在地已禁止出境）。
移动公民在防疫时代，还能移动吗？移动后，还是公民吗？以马来西亚边界封锁为例，若任职的国外机构为必要产业，依然可以出境，但必须在边境封锁结束后方可入境。减少外部输入病毒在防疫上似乎有其必要。新加坡更曾以检疫者擅自离境而剥夺其永久居留权，但永久居留与国籍毕竟有异。主观来看，人被分为国民与非国民，但在瘟疫蔓延时期，境内与境外的区分似乎变得更为重要。境内自然地形成共同体，人们更意识到对境内移工（包括无证件移工）和弱势者保护的重要，而对境外入境者抱有警惕。
新加坡在最近一次提升入境令时，曾表示意识到有人特意入境寻求治疗，会对医疗造成负担。除了扩大禁止令，也要求持旅游或短期签证者在确诊后，需全额负担医疗费用。境内者成了优先守护的对象，而随着确诊数增加，即便是少数的境外移入案例也会显得刺眼。这点不仅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。
小结
为应对马来西亚的禁行令限制，新加坡政府赶在正式实施前，呼吁国内雇主协助提供马来西亚籍员工临时居住地，以度过限制期。人力资源部宣布已为超过1万名马来西亚人找到住宿。
新加坡两大运输机构SBS与SMRT（包含地铁、轻轨、公车与计程车业务）紧急安排马来西亚籍雇员暂住饭店，也在脸书强调感谢愿意留在新加坡服务，并唤起合作共同体。目前，网路舆论均呈现正面态度，比如网路媒体SGAG，略带煽情地以「选择出走新加坡，以确保他们所爱的人回家后不会挨饿」来描述这群连夜过境者，也赢得多数赞赏。
马来西亚封锁边境的本意是避免病毒移入与输出，但一时间大量因工作而在封锁前连夜过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，却给予边境防疫莫大压力，反倒可能造成防疫缺口。积极维持日常经济运作、且近期本土案例已趋於和缓的新加坡，是否能避免病毒因此移入，都需视政府接下来的反应而定。若是最终造成扩散，又要如何维持上述的温情评价？
马来西亚的禁出国命令虽暂定3月31日结束，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排除延长的可能性。新加坡无从决定时间，而是取决於马来西亚内部能否在封锁下达到防疫效果。只是一旦政策被看不到终点似地延长，届时除了物资上的负担，也会对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。
文章摘自：联合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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